今天上午，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线上会议，聚焦甘肃、河南、陕西三个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会上公布了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
记者获悉，“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线上发布会聚焦汉唐时期重要考古发现。其中，汉代第三位帝王汉文帝的霸陵无疑是关注度最高的项目。在没有确认墓主人身份之前，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的这处墓葬一直被称之为“江村大墓”。考古队员通过精细发掘和缜密分析，判断出“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的霸陵。另外两个项目分别是，隋唐洛阳城正平坊遗址，以及在甘肃武威发现的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的最新研究成果。
江村大墓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2016年江村大墓外藏坑受到盗扰，为确认墓葬保存状态及周边文物分布情况，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考古工作者对江村大墓及其附近的窦皇后陵、薄太后南陵和相传为汉文帝霸陵的“凤凰嘴”地点，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并对陵园外藏坑进行了考古发掘，目前基本确认江村大墓为西汉早期汉文帝刘恒的霸陵。
江村大墓地处西安东郊白鹿原的西端，东北约800米处为窦皇后陵，西南约2000米处为薄太后南陵，北部约2100米处为原国保单位霸陵所在“凤凰嘴”地点。考古勘探确认“凤凰嘴”地点并无汉代墓葬遗存，排除为霸陵的可能。江村大墓平面为“亞”字形，地表无封土，墓室边长约72米、深30余米，墓室四周发现110多座外藏坑，外藏坑外围有卵石铺砌的陵园设施(暂定名“石围界”)，边长约390米，石围界四面正中外侧有门址，推测可能为独立的帝陵陵园(窦皇后陵也有独立的后陵陵园)。江村大墓与窦皇后陵外围发现陵园园墙遗存，推测共处同一座大陵园内，大陵园东西长约1200余米，南北宽约863米。考古发掘了江村大墓的8座外藏坑，出土陶俑、铜印、铜车马器及铁器、陶器等1500余件，铜印印文有“车府”“器府”“中骑千人”“府印”“仓印”“中司空印”等，表明江村大墓周围外藏坑应为模仿现实官署、府库建造。江村大墓的形制、规模均符合西汉最高等级墓葬规格，加之其周边分布窦皇后陵、薄太后陵，专家确认江村大墓为汉文帝霸陵。
本次考古工作确定了汉文帝霸陵的准确位置，解决了西汉十一座帝陵的名位问题。霸陵双重陵园、帝陵居中、外藏坑环绕的结构布局，与汉高祖长陵、汉惠帝安陵显示出明显的差异，奠定了西汉中晚期帝王陵墓制度的基础，对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深入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至此，这个长达千年之久的误会被画上了句号。
早在元代，《类编长安志》就记载汉文帝陵位于凤凰嘴，凤凰嘴位于灞桥区席王街道毛窑院村南的白鹿原畔，是一个从原边突出的山头，其南通过一个梁与白鹿原相连，其北坡则呈规整三角状，整个山形很像帝陵封土。在地势加持以及史书“因山为墓”记载的多重影响下，“凤凰嘴”前立满碑石，而其中比较重要的则有“康熙二十七年御制碑”“雍正元年祭祀碑”“嘉庆二十四年御祭碑”。正中最高最大的那块，则为清乾隆四十一年时任陕西巡抚毕沅所书的“汉文帝霸陵”碑。
如今，省市考古研究院联合在白鹿原江村大墓、薄太后南陵开展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收获，在项目负责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马永嬴研究员及考古队成员的帮助下，下文对汉文帝霸陵不选咸阳原反倒选白鹿原、“凤凰嘴”为什么会被很多人认为是霸陵陵址所在地、以及认定江村大墓才是霸陵的决定性证据进行独家解读。
白鹿原畔凤凰嘴：对霸陵千年来的误认
公元前180年，汉文帝作为汉高祖庶子即位，彼时，汉高祖和汉惠帝均已入葬咸阳原，形成了祖陵区，但汉文帝却放弃此处，另择白鹿原一带营建霸陵。什么原因作此选择?历史资料上并无明确记载，经后世学者研究，则给予了两种看法：
一是西汉帝陵按昭穆排列，文帝是继自己兄弟而立的帝主，并不是以往意义上的嫡长子传承，其陵位与惠帝安陵均为穆位，因此无法安排，只能另找地方;
二是西汉帝陵并无昭穆制度，文帝选址白鹿原不过是个人原因。
关于“昭穆制度”，根据文献记载，先秦时，它多用于宗庙，虽然也有用于墓地的先兆，然而，考古发现的，却只有陕西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略有此意，至于墓地实例，却从未发现。因此，在马永赢看来，西汉帝陵选址绝不可能是遵循“昭穆制度”，文帝选择白鹿原的个人原因更大。(具体解读，可详见「贞观」今日推送二条文章)
霸陵如此隐蔽，不似其它西汉帝陵墓址有清晰的封土，源于文帝刘恒提倡“薄葬”以及明确表示“因其山，不起坟”的遗诏。据《汉书·文帝纪》明确记载：“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宫。遗诏曰：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葬霸陵。”
没有封土意味着就不像其它汉代帝陵，拥有肉眼可见巨大的“土包”。也因此，造成了学界对于汉文帝霸陵的墓室结构一直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崖墓论”，认为霸陵确实是“因山为藏”，而“凤凰嘴”的高崖即霸陵陵址，也就正好印证了“崖墓”的形式。
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文献上有记载“不起坟”，但也可以将其理解为墓是修在山中的缘故，故此不用另修封土，这和地势有关，霸陵的墓室形制理论上应当同汉代的其他帝陵一样，是“竖穴土圹墓”。
历史上对霸陵记载的文献很多，据马永嬴介绍，《史记》《汉书》《水经注》等多卷史书中都曾有过霸陵“不治坟”的记载，但对于“不治坟”的具体形制却又没有进一步解释，而文献中的记载，由于时代的变迁，在传抄过程中极易发生偏差。
此外，古代帝王陵墓大都具有保密性，为了安全起见，一般都不会标注详细地点，比如，关于西汉帝陵的位置所在地，《三辅黄图》里就仅仅提到“文帝霸陵，在长安城东七十里，因山为藏，不复起坟。”
“长安城东七十里”概括了霸陵地理位置，以上诸如其类的文字使得大部分学者们在没有考古发掘和实物印证以前，只能凭借文献和经验去分析陵寝所在地。
有关霸陵位于凤凰嘴的说法，最早见于元骆天镶《类编长安志》:“在京兆通化门东四十里，白鹿原北凤凰嘴下，《汉书》治霸陵皆瓦器不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
去过凤凰嘴的人不难发现，该地位于灞桥区席王街道毛窑院村南的白鹿原畔，是一个从原边突出来的山头，其南通过一个梁与白鹿原相连，其北坡则呈规整三角状，整个山形很像帝陵封土的样子。“凤凰嘴”本身，不管是形貌还是后世赋予的历史色彩，都让这重误解变得层层加码。
在地势加持以及史书“因山为墓”记载的多重影响下，“凤凰嘴”前立满了文物保护碑，而其中比较重要的则有“康熙二十七年御制碑”“雍正元年祭祀碑”“嘉庆二十四年御祭碑”。
正中最高最大的那块，则为清乾隆四十一年时任陕西巡抚毕沅所书的“汉文帝霸陵”碑。
即就是说，早在元代，人们就有了霸陵在凤凰嘴的误解，这就给后世的考古工作增加了更大的难度，毕竟在没有先进的技术手段和完善的考古条件下，没有人敢轻易推翻“前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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